('
当今一个十六岁的男孩能干什么？还是让父母伺候吃穿的大宝宝。最多顶一顶嘴，但不会有宏大的谋反企图。那时十六岁的男孩子，已经干得出许多大事，比如在日本军征的粮食里撒六六粉，从百老汇大楼顶层撒反日传单。温世海就是在一个乖儿子的伪装下，夜夜忙着抗日的小男子汉。
他每次在钢琴课结束时，都想和我们聊聊。他不能和他的父亲、母亲聊，他们太没骨气了，早就在殖民者的势力夹缝里活得舒舒服服。他从我的一两句对日本罗圈腿的打趣中看到希望，想把我的攻击性语言好好利用一下，提升一番格调，变成抗日的积极力量。可我就那么点激情，那一刻全用在恋爱上。
你们到我们学校来参加音乐会吧，他在门口给了我两张票。他上的是一所美侨学校，聚集了不多的中国富豪或名流的子女。我们的音乐会很灵的，两个女高音都灌过唱片！请一定赏光！
这一刻世海的两只眼睛一点也不呆钝，我和彼得就是他走出平庸的向导似的。
彼得热切地看着我。希望我答应带他去这个音乐会。
音乐会规模不大，在学校的礼拜堂里举行。彼得看见一对对珠光宝气的男女拥着一个个如花似锦的少年，便轻声向世海打听，那些男女是什么名流。
礼拜堂的门厅宽阔，摆出长条桌，上面陈列出冷餐。门厅的一头，搭起一个酒吧。上海的各国美肴这里都有。欧洲一片战火，可是它的葡萄酒、香槟照样整船运来。一九四○年的六月，上海的犹太难民正抱怨天亮之前走路常常被尸体绊倒，抱怨只生孩子而不喂孩子的中国父母，把孩子的小尸首到处乱扔。这些抱怨者该到这里来换换眼界。藏污纳垢、苍蝇如云的上海包藏着这样一个精致高雅的上海，这两个上海似乎从来不碰头。
学生家长里有一个美国医生，他在百老汇大厦附近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他正好在我前面取冷餐，大声地谈论上海当地供应的生理盐水和葡萄糖不够干净。美国人嫌恶黑人和中国人嗓门大，而这位美国医生的嗓门又让他周围的几个英国人皱眉撇嘴。
我笑着问他，能否把他手里的公用银夹子放回去，因为我需要用它取两片弗吉尼亚火腿。
他的大红脸蛋更加红了，对我诚心诚意道了一声抱歉，我说没什么，我去过您的诊所呢。
噢？
是的。我去那里申请过口录打字员的职位（我打字飞快，比弹钢琴出错还少）。
真的？
我的打字考分第一。您当时是这么告诉我的。
那是什么时候？
去年秋天（那时候我正在为离家出走做准备）。
后来呢？我为什么没有录取你？
我耸了耸肩。我心里明白，被录取的是第三名。只因为她是半个美国姑娘。她那亚洲的一半不明显，稍一伪装可以成个很乱真的纯白人。
我知道了！医生说，红而亮的大脸蛋上升到颧骨上。你太漂亮了，我不敢雇用你！他借着恭维吃我豆腐，也赖掉了种族歧视的嫌疑。
其实没什么，我们唐人街长大的孩子，在这样的事上看不开，就不要活了。
我把彼得叫到医生面前。给他们介绍：这位是唐纳德医生，这位呢，医学院优等生彼得·寇恩。彼得那只钢琴师的细长手指被唐纳德医生粉红色、又宽又厚的手包住。粉红色大胖手看起来就温暖、可靠。彼得说他把医学院的成绩单带到中国来了。
唐纳德问彼得是否介意到他的诊所去涂涂红药水紫药水——他非常抱歉，只能让优等生屈才干这个。周末会需要他做夜间值班的医生，给为妓女争风吃醋、打得皮开肉绽的水兵缝缝针之类。唐纳德医生心里想得很美，这个谁也不要的医学院优等生到他这里，出卖的是廉价体力加脑力。
我还想把彼得再推销得好些，他已经满口答应了唐纳德。他在唐纳德身后向我飞了个吻。虽然事情进行得十分迅速，彼得已经把那份即将得到的医助工资加减乘除了一遍；它比他教四个钢琴学生要挣得多。多十块钱。这样他就可以租一套带浴室的小公寓，一间给父母住，弟、妹和他在客厅兼饭厅打地铺。他微笑着听唐纳德医生讲解着上下班制度，以及如何对待偶然求医的日本伤兵，但他巨大的黑眼睛看到的根本不是唐纳德医生，而是从零开始的好生活。
从唐纳德医生身边走开，彼得到酒吧取了两杯柠檬苏打。一杯递给我。两杯淡青冒泡的饮料里冰块叮当作响，他的杯子碰在我的杯子上。彼得太缺乏恶习，连白喝的酒也不碰。
怎样谢你才好？他高兴得神魂颠倒。
别谢我，爱我。我说。
当然。他喝了一大口苏打。
我心里突然乱糟糟的：他突如其来的好运气似乎减轻了一点我的重要性。没错，从那个排泄都避不开人的大宿舍搬出来也是我巴不得的，但他的新生活会不会让他从我身上分心？他是个敏感细致的人，马上就低下头来看我的神色。
他问我是不是哪里不好。
我说好得不能再好了。这是实情，只要他好，我还能不好？
他说那就好。但他没有完全信服。
其实你该谢的人还有世海。我指指远处：世海跟几个同龄人正严肃地讨论着什么。温先生、温太太的票子显然被他们的儿子自作主张赠给了我们。世海有一次对我说，他的父母既不懂音乐也不爱音乐，就是死逼他弹琴，死逼他比赛拿第一、第二，拿了第三回家就要吃“生活”。只有父母吵架的时候母亲才说实话：“叫阿海个小死人不要敲棺材钉了好啦？天天敲得我脑子疼！”
//，
第09章
我和彼得走到世海的小圈子旁边，少年们一哄而散。他们是今天餐会上最严肃紧张的面孔；他们忙的是重大事物，成年人们却百无聊赖，美酒美食加有口无心的美言。
世海，谢谢你。我说，伸手拉着彼得，喏，彼得在一家美国诊所找到了一份事做。
世海说：那你不教我钢琴了？他呆钝的眼睛流露出不舍。
彼得说：怎么会不教？只不过要改变授课时间。
彼得可真有他的，我想。原先我以为只有中国人肯如此吃苦，生活在工作中。保持教琴的工作，是彼得给自己留后手。没办法，他不能不保险上加保险，能挣的钱他都挣，趁着机会就在身边。
世海的同学在一边向他打手势。世海的眼睛精光四射，上下眼皮也不松弛了，迅速朝门口看去。几个日本军人走到了门口。
彼得说：你看星期六下午三点如何？我星期六晚上五点开始上班。他看着自己的手表，上面有日历、星期。彼得告诉我他们离开奥地利时纳粹连手表都不放过，现在他们全家只有一块表，谁出门谁戴。三点钟合适吗？詹姆斯（世海的英文名字）？
合适的。世海把脸转向了彼得，注意力却仍留在门口。美侨学校的女教务主任在和几个日本军人交谈，大概谢谢他们光临，但也谢谢他们立刻止步。双方都是多礼得可怕，又冷傲得可怕。
我也给这节外生枝的场面弄岔了神。
彼得的背对着门口，他对正在上涨的紧张空气丝毫没有察觉。
我低下头，看见所有尖尖的高跟皮鞋跟一动不动。抬起眼睛，又看见所有被擎在手里的香槟、葡萄酒、苏打水也一动不动。连啤酒、香槟的泡沫都不敢乱冒。
四个日本军人跨了进来。
假如星期六不合适，星期日下午两点，怎么样？彼得认真之极的眼睛只看见世海。他是此刻唯一说话的人。
世海点点头，穿白色和棕色三接头皮鞋的脚开始往旁边移动。
我在想，这些日本人来这里干吗，我们这里的红男绿女谁都不像惹了他们的人啊。
世海的目光频频向两个日本人扫视。我发现刚才跟他一块儿的几个小男子汉全不见了。他们闯了祸，还是正打算闯祸，把这两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给招来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