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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走后,我回去接着弹琴。十点以后,老板的新节目开始了:挪开了前面的几张餐桌,让半醉或全醉的各国鬼子们跳舞。这时我的弹奏更马虎,坐得腰也僵了,人也乏了,不时架起二郎腿,打个哈欠。我满脑子想的是彼得可别让开水烫了,可别傻乎乎地去端整个木澡盆倒水——我忘了一个细节,澡盆里的脏水得用那个瓢一瓢瓢舀进铁桶。自从我离开父亲的洋房,花了两个月才习惯这种麻烦百出的洗浴方法。

我一边弹琴一边还在想彼得告诉我的话。被隔离的日子他想到过自杀。后来他的父母弟妹全都病倒了,他更加看不出活下去等的是什么。大宿舍里一个年轻女人在孩子病死后自杀了。当时他没有自杀,是因为家里其他人没流露这个愿望。他不愿孤单单一人去死。

我瞥了一眼窄小的舞池里的人。弹奏变得恶狠狠的:我让你们跳!让你们醉生梦死!……

我歇斯底里的弹奏让这些牛头马面领会成了狂喜,他们的屁股扭得越发的圆,面孔越发的无耻。我让你们酒绿灯红脑满肠肥!看看窗外的大街小巷,在日军轰炸中丢了腿和胳膊的人蜷缩在任何一个能避风挡雨的门廊下。守桥的日本兵把一盏煤油灯扔进一只住着中国人的船里,大喊这样的贱民就该沉入水底。……

那是个星期六。我结束了工作后该领薪水。老板说你今晚弹得很棒,但我得扣掉你出去跟人说话的半小时工钱。我耸耸肩。本来我息事宁人,让他把七八分钟算成半小时。但接下去他就不像话了。他说:以后让他好歹洗洗头,换换衣服再到我的门口来。他看上去浑身虱子疥疮。我低着头,一动不动。一般我这副样子我爸爸就知道事情坏了;我给惹得太狠了。

你知道彼得是干什么的?我问半法国人。

谁是彼得?老板问。

彼得·寇恩是个优秀的医学院学生,因为纳粹迫害到上海来给你这种人渣蔑视。

老板说:你说我什么?对不起,我英语不好。

好,我换个词:人类垃圾。你这人类垃圾。来上海是因为你在你自己的国家做够了垃圾。到了中国,你认为至少可以把中国人当垃圾。

我口气婉转,一点火气也没有。因为我只是在好好阐述一个事实:来上海的各种鬼子大多数因为在自己祖国混不出人样而到上海来碰运气。在上海即便混不出人样也有中国人垫底;中国人反正是可以不当人看的。

给我这个月的红包。我向老板摊开巴掌。他若不给,巴掌直接就上他的腮帮上去。我们说好每月有十块钱的红包。

你还想要红包?他用了一句法语骂我。

我不用懂。他过去是个水手,水手在全世界海港造孽、留私生子、搜罗各国下流话。

我的巴掌没上他脸上,抓住了他的领结。这种关键时刻你们能看出我是个求实的人。打耳光的动作是漂亮,但效果差些,他可以还手或忍让,把红包赖掉。捉住他的领结,一只手不够上了第二只手。等拉架的赶来,老板已经把五元钱扔在地上。

他用水手法语一连声地骂。我在唐人街长大,难道会不禁骂?

在骂声中我弯下腰,捡起地上的钱。等我上了黄包车,发现自己抖得厉害。原来我并不禁骂。我今天是怎么了?我难道因为彼得回到我身边,感到有所依仗,存心要惹一惹谁?还是彼得让我失望?他在垂死的时候一点都没想到我,我不是他垂死时的安慰和放弃自尽念头的理由,这些让我失望了?……

现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的不满足感觉。初恋的人总是不满足,总觉得得到的比预期的和贪恋的要少。

黄包车夫的两只脚板“啪啪啪”地拍打着沥青路面。坐在车篷里的年轻女郎一晃一晃,渐渐离那片邪恶的热闹远了。女郎把自己在恋人心目中的位置估计错了。天下双双对对的恋人中,总有一个更痴的。这没办法,我的心太不骄傲了。

等我到家的时候,彼得已经离去。他得赶在宵禁之前回到大宿舍去。他洗澡的药皂气味还浓浓的。空气湿漉漉,我的头发很快一层水珠。彼得是个识相的人,他把地板上的水渍擦干了,顺便擦了一遍整个房间。早上晾出去的内衣内裤也被他收进来,给我折叠得方方正正。我一下子想象出他在我这间十平米的亭子间和我过小日子的情景。

后来我也是在他的药皂气味里入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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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7章

第二天一早,三楼和二楼之间的电话响了。我竖着耳朵,听房东太太用一塌糊涂的英文说:“请等等,一会儿……”

我跳下床,披上薄呢子大衣,房东太太已经在楼上喊起来,说是一个叫寇恩的先生请我听电话。一听就知道她对我昨天招进来那么个臭烘烘的犹太难民有火气。居然还把大门钥匙给了他!

我接了电话就说:你送牛奶吗?这么早就起床?我和那头的彼得同时哈哈大笑。

我们约好七点半在虹口的乍浦路见面。我费了很大劲才让他记下要去的虹口大戏院。本来我想去他住的大宿舍接他,他急坏了,一口咬定他能找到上海的所有街巷。他不让我看到他一家的惨境,也是为我好。

虹口大戏院的最早一场电影七点四十放映,票价非常便宜。电影结束正好赶上去菲利浦家面试。菲利浦姓温,他的长子是我父亲的学生,他有个十六岁的小儿子在学钢琴。从菲利浦家出来,我还要陪彼得去第二家、第三家面试。我们中国人在做事留一手上也不次于犹太人。

那好,我要去洗漱了。我对电话那一端的彼得说。已经有了一种很贴心的人才有的口吻。

放下电话,房东太太的一只绣花拖鞋从楼梯栏杆缝里落下来,在我眼前直接从三楼落到一楼。她的监听暴露了,索性响亮地笑了笑说:妹妹呀,以后不可以把我们的大门钥匙给外人噢。这要闯穷祸的哟!

她从楼梯上走下来,一只脚穿拖鞋一只脚穿丝袜。

噢,好的!我爽快地答道。我心情好得要命,她说什么我都不觉得难听。

房东太太说我父亲每回来都那么知趣,从来不进到楼里面。

我急忙往亭子间跑,一面说好的好的,下次不给外人钥匙了。

她还要啰唆,说一个男人私自开了你的门,跑进去,邻居看了难看吧?

我还是大大咧咧,说难看难看。

她叫我不要太美国派头。

我扭着两腿,请她原谅,厕所还没有上过呢……

她还在说。开了大门多少东西可以偷啊?厨房里的咸肉咸鱼、米箱里的米、悬挂在楼梯栏杆上的儿童自行车……

我的好心情差点用完,但我还是没发作。七点半有约会,七点四十分是我人生中第一场恋爱电影(那时恋爱不看电影不算数)。我没空和房东太太一般见识。十分钟我已洗漱完毕,冲下楼。

我早到了十多分钟,在虹口大戏院门口飞快地走来走去。彼得准点到的,一面拥抱我一面说救济早餐的开饭时间是七点整,所以他是跑步来的。

你今天很漂亮。他对我说。这句话可不怎么独到。美国男人对自己的女秘书、女下属、车间的女工的一句悦耳废话。或者对已成了糟糠的妻子的一句好意打发。不能找到更新鲜的开场白吗?

我们走进去,室内光线幽暗,他甜蜜地对我笑了一下。这一笑可是金子都不换的。我的满足立刻来了,二十岁女郎的不满和满足都是眨眼间的事。

他倒是让昨天那个艰难无比的洗浴洗得一新。洗得蓬蓬松松的头发似乎多了一倍,脸上那层灰绿也褪了不少,虽然离健康的气色还差很远,但不再有一副触目惊心的难民模样了。看完电影,我们首先要去买一件衬衫。彼得已经跟我解释过,大宿舍没有地方让各家放行李,所有人的行李被暂时露天堆放,只是上面盖了油布。大宿舍的人只有两件衬衫替换。病中他没有力气去排队打水洗衣服,所以两件衬衫都穿成了糟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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