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堂课是数学课，任课老师姓瓦纳。
瓦纳先生有一双灰色的眼睛，中等身高，是个非常严肃的小老头，自带万物平等且睥睨一切的气场。
我把签名表递给了他，他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诧异我的年龄和外貌，我在他那里没有任何特别的。他只是简单签好了名字，平静地让我在讲台先做个公开的自我介绍。
我扫视着这些青春洋溢的年轻面孔，心里涌上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蓬松感。我能直观感受到所有人激动的视线，我也听到了他们的议论声——
“一定就是她了！”
“听说她只有十一岁！”
“Men！这可太刺激了！我们有个少年天才！”
“我听说她是斯旺警官女儿同母异父的姐妹。”
“哇噢……也就是说她和斯旺警官毫无血缘关系。”
“可她怎么来了这上学？看样貌，她的父亲应该是亚洲人！”
“噢，各位，我觉得我们不要讨论下去这个话题了！”
“对。她只是个小女孩，还是个特别可爱的小女孩！”
……
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福克斯小镇居民的友好和善良了，查理说得不错。其实这种讨论，在我穿越过来的六年里无时无刻不发生，人们总是聚焦注意力在妈妈、贝拉和我这个由三个女性组成的家庭上面。
我和贝拉完全不同的外貌，总是被好事者拿去编排我的妈妈。保守派说我的妈妈作风放荡，两个女儿的父亲各有其人，而每个男人她都留不住。明事理的人欣赏我妈的乐观、阔达，赞叹我的妈妈独自养育了两个孩子却还是那么天真烂漫。
贝拉和我说，在我（或者说原身）自闭症非常严重的时候，我在小学闯了大祸。我不知道怎么把一个有两个我那么大的男同学举起来扔出了教室老远。妈妈和贝拉紧急过去找我的时候，贝拉发现原来我一直被种族歧视而被排挤！
贝拉说我在妈妈面前怎么都不开口，但是却在妈妈转身收拾屋子的时候会着急地用手比划，她当时心有灵犀地就知道那个男同学说妈妈的坏话，所以被我打了。
从那以后，我的自闭症越来越严重，为了负担起家庭账单，我们搬去了更加繁华的中心地带，那些歧视和编排也就少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