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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路过了医务室，医务室人烟稀少，只能看见一个穿着拖鞋的老师，翘着二郎腿玩扫雷。
我想起了我们一起打过的群架，他一脚踹过去踢上了树干，医生给他包扎，他疼得眼泪乱飞，我说颜承你怎麽这麽爱哭，颜承说这他妈是生理性眼泪。
我背着他回家，他趴在我的背上，用罕见的矜羞说他想和我在一起，我说哦。他问哦是什麽意思，我说哦就是我没有拒绝你。
我想起了所有的那段关于十八岁的少年的记忆，读书声震天的教学楼他总是躲在最后一排睡觉。
干干净净的校服上只有他用马克笔涂鸦画了一个路飞，每天早上他都会冒冒失失地踩点进校园。
偶尔迟到，他能面色平静地在迟到名单上写我的名字。
我也想起了那个不爱说话又总是毒舌的我，我穿着干净整齐的校服板着脸迎着颜承正在做的鬼脸。
对着颜承日常不及格的试卷扶额叹息，偶尔会看着颜承递的纸条无奈地轻笑。
十八岁那年上天对我们格外宽厚，颜承在我身边的每一秒，都用了漫长而唯美的慢镜头。
那天我们坐着26路公汽回家，我问颜承我还算年轻吗？我有没有变太多？他从座位上窜起来，说虞叔叔三十岁也是一枝花。
我抱着手臂看着颜承扶着扶手站在了我面前，告诉我他今天没喷发胶装大人，站在夕阳的光里，还像学生。
我看着他问，“颜承你几岁？”
颜承回答我说他永远十八。
窗外的景色从熟悉到陌生再到熟悉，汽车的车轮碾过了两旁梧桐树投落的影子，一路又一路报站。
我想年轻确实很好，但我不羡慕这些少年，因为我们也年轻过。
“你是我永远的男孩。”我这麽告诉他。
没有人永远年轻，但在特殊人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男孩。
他擡手擦了擦右眼眼角，我又想起来躺在病床上听电台时有着低沉烟嗓的男主持说的那句话。
他说左眼先流泪时是痛苦悲伤。
而右眼，是喜悦和幸福。
颜先生，我也很幸福。
我很幸福，成为了能和颜先生共度余生的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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